多開幾個月的會，周長城再開口，已經是言之有物的人，並且能指出問題核心，提出解決方法，而不是坐在那裡浪費大家時間，他也更明白了姚生作為老闆、梁志聰作為設計經理、銷售同事對接客戶時呈現出的態度，以及大家對整體項目的考慮是怎麼想的，打工仔的思維有了新的轉變。
這些都是在生產崗沒有辦法接觸到的工作內容。
周長城一邊痛苦，一邊成長，一邊調整自己的心態，一邊與自己的軟弱拖拉抗爭。從前他堅信沉默是金，現在轉變為有嘴就要說話，儘量表達準確，錯了也不要緊。
那時候的工程師是值錢的，只有真正的工程師，大家才會在姓的後面加一個「工」字，比如梁志聰，人家心服口服稱一句梁工，而一年到底了，周長城偶爾也能聽到別人稱他為周工了。
總是有進步的，不是嗎？做年終總結時，周長城自嘲地想。
其實在這一年裡，還有一件大事對昌江精密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。
1990年，日經指數一直不停下降，日本銀行出台政策刺破日本經濟的泡沫，到了同年8月，為防止日圓外流，採取貨幣緊縮的政策，提高了銀行貼現率，減少民間和企業貸款，號召大家把錢留在日本。
這個事情對於製造業的影響就是，從銀行貸款出來變得困難，企業用工和材料成本高漲，裁員率升高，資金收回困難，國際進口比出口要貴，收支不平衡，原本的模式開始轉不動了，外發訂單減少，儘量把工作崗位留在本國，大家要想其他辦法生存。
此前日本已經經歷了近三十年高速的經濟發展，大家習慣了高流動的行業模式，如今要變，必定會揭露出究竟是誰在中間「裸泳」。
姚勁成在八十年代時得益於日本的製造外包，賺了不少日本人的錢，他十分看好這個國家的科技和製造水平，陸續招了十五個日語銷售，專攻日本市場，從汽車到家電再到玩具，都是姚勁成的目標，除了廣州廠，如果日本持續跟八十年代那麼發展下去的話，他還想在東莞和深圳兩地建廠的。
其實經濟周期有起伏是正常的，且看美國的經濟史就知道，但當時日本股市下挫得太厲害，香港是個金融中心，姚勁成身邊所有人都在討論這次日經下跌，說自己在中間賣空買入賺了多少輸了多少，指數波動過大，就引起了他的警惕，實業製造是需要穩定的一個行業，姚勁成放緩了開發日本市場的腳步，又儘快確立現在手頭有的日本訂單，能發貨就趕緊發出去，不要拖拖拉拉的，同時催收客戶的回款。
好在是私企，船小好調頭，不必經歷一系列的文山會海才能決定，姚勁成以一己之力的敏感，挽救了昌江精密可能會遇到的損失，跟日本一個家電公司的訂單完成後，回款到位，一分不少，他鬆了一口氣。
再過了兩個月，有同行已經收不回款項了，國際官司都打不響，因為好多日企在那幾年陸續宣布破產。1991年後，日本進入後人所說的「失去的三十年」的經濟失落期。